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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就在昨日，聽說華人文學界的泰山北斗金庸先生去世，我悲痛萬分！生前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經典武俠作品， 從《書劍恩仇錄》到《射雕》三部曲到《天龍八部》《笑傲江湖》再到收山之作《鹿鼎記》，金庸用 20 年的時間，寫出 15 部武俠小說，為半個世紀的中國人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精神食糧，也為港澳臺三地的影視業(yè)繁榮發(fā)展，提供了經久不衰的 IP 作品。其實金庸不單單給我們帶來了武俠夢，還讓我們懂得如何進行版權保護！

   “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倚碧鴛”，一句偶然天成的七言詩概括了金庸的 14 部巨作，外加上一部短篇《越女劍》，金庸筆下的“江湖”成就了中國近代武俠之魂。作為華人文學世界里的超級 IP ，金庸武俠歷經半個世紀仍然繁榮昌盛。

    娛樂資本論梳理資料發(fā)現，在促進兩岸三地影視文化發(fā)展的同時，金庸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版權保護。如今影視版權之爭動輒訴諸法庭，群眾對侵權之事容忍度越來越低，各大渠道對打擊侵權、盜版的行為也愈加嚴厲，這其中，金庸先生功不可沒。

       這一年，金庸聯合完美世界和暢游兩家公司，在半年內成功讓一百款侵權手游下架，從此國內手游野蠻生長、侵權、盜版之亂象，很大程度上得以肅清。同時，金庸一方通過“渠道”向手游開發(fā)商施壓的方式也成為了維權領域的經典操作。

    金庸作品的版權，全權委托的機構為自己的著作出版方——香港的明河出版社。無論是香港、大陸還是臺灣的所有金庸作品的相關授權，都由明河出版社出面負責接洽。在游戲領域，金庸的版權授權最初只有 PC 網絡游戲的改編權，之后又增加了手機游戲的改編權。

    國內最早拿到金庸游戲授權的是完美世界。 2011 年，完美世界簽下了《倚天屠龍記》《笑傲江湖》《神雕俠侶》與《射雕英雄傳》等 4 部作品的游戲改編權，之后這 4 部作品的手游改編權也順理成章地歸屬于完美世界。 2013 年，暢游公司則拿到了剩下 10 部作品的手游改編權，其中《越女劍》版權包含在《俠客行》版權中。

    也就是說，在 2013年以前，金庸正版授權的國內游戲開發(fā)商只有兩家，完美世界和暢游公司。但當時版權意識并未引起行業(yè)關注，以至于 2013 年 7 月，當暢游用 2000萬元一次性買斷金庸 10 款武俠小說的手游開發(fā)權時，還有人說調侃暢游“腦子進水”。

    金庸及其擁有的明河出版社一直飽受盜版之苦。完美世界和暢游順理成章成為了金庸打擊手游侵權的兩大助力。處于市場競爭以及各自商業(yè)利益的考量，在取得金庸作品移動游戲改編權的同時，暢游及完美積極主動地負擔了國內打擊侵權行為的責任。

    為了更快地打擊侵權者，暢游和完美兩家公司都成立了自己內部的維權小組。以暢游為例，設立了由來自技術、法務、政府公關、媒體公關等部門的成員組成的維權小組。

    但在打擊侵權的行動中，由于移動端游戲天然侵權“優(yōu)勢”，賺錢和生存對讓他們來說重要性遠超版權，手游生命周期短也促使了侵權者撈一筆快錢就脫身的心理。因此侵權手游開發(fā)商“狡兔三窟”、“推卸責任”、“陰陽版本”的事經常發(fā)生，讓維權方經常感到十分無奈。

    完美世界和暢游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對渠道施壓，相比不畏懼法律責任的中小型手游開發(fā)商，渠道則更在乎自身的信譽與可能涉及到的“連帶責任”。

    暢游和完美兩家公司對照安卓與蘋果商店中涉嫌侵權的 100 多款游戲，逐一發(fā)布律師函，要求清查。兩家企業(yè)自然擔負起了審查游戲中自己所獲授權部分的被侵權問題。結果就是，侵權游戲要么接受修改意見，要么關停。游戲改完之后，還要經過暢游和完美審查確認，才能再次上架。

    經過 2013 年半年左右的維權，侵權的游戲已經非常少了，不得不說金庸的打擊侵權行為功不可沒。

    在版權保護方面， 2015 年金庸訴江南案，作為“中國同人作品第一案”，為原本處于版權灰暗地帶的同人作品劃清了法律界限。

    2015 年，金庸因為同人小說《此間的少年》，起訴其作者、暢銷書作家江南（楊治）及三家出版公司，在公告中，金庸方面以“侵犯著作權及不正當行為”為由，要求被告停止發(fā)行并銷毀小說，公開致歉并賠償經濟損失 500 萬元。

    原告在起訴狀中訴稱，《此間的少年》所描寫人物的名稱均來源于原告作品《射雕英雄傳》《天龍八部》《笑傲江湖》《神雕俠侶》等，且人物間的相互關系、人物的性格特征及故事情節(jié)與原告上述作品實質性相似。

    今年 8 月 16 日，本案一審宣判，最終法院判江南構成不正當競爭，而并不構成侵犯金庸的著作權，判決江南賠償金庸 188 萬元，并向金庸賠禮道歉。

    該宣判稱，江南筆下的《此間的少年》并沒有將情節(jié)建立在原告系作品的基礎上，所以并不構成對金庸先生作品的著作權侵權，但是由于江南的此間的少年的出版發(fā)行，是借助了金庸筆下一些較為有名氣的名字，所以客觀上增加了自己的競爭優(yōu)勢，使得限制了原告的市場空間，奪取了本應該屬于金庸小說所享有的商業(yè)利益，所以一定程度上是構成了不正當競爭。

    其實早在 2005 年，金庸就曾在采訪中表達過對同人創(chuàng)作的不滿：“文學一定要原創(chuàng)，有些網民拿我小說的人物去發(fā)展自己的小說，是完全不可以的。你是小孩子，我不來理你，要真理你的話，你已經犯法了。在香港用我小說人物的名字是要付錢的。”

    但在金庸訴江南案之前，就著作權侵權來說，同人作品在國內的侵權案例并不是很多，也并沒有形成統(tǒng)一的審判思路。

    “金庸訴江南案”雖然涉案金額并不龐大，但對國內版權保護來說，意義重大。此案確立了同人作品侵權案的判決邊界，即“同人不侵權，商業(yè)化侵權”。

    如編劇汪海林所說：“同人小說自娛自樂是可以的，原本互聯網寫作就是基于共享與分享，但只要商業(yè)化了，就必須承擔經濟與法律責任。”

    在網絡文學作品侵權行為甚囂塵上之時，金庸的身體力行，敲山震虎，讓人們意識到容忍并不是沒有底線。